前《NME》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他们是如何让如此多的人关注 The Strokes、The Libertines 以及其他乐队的。

奥斯本一家的动态是每周最劲爆的新闻;手机彩铃排行榜最能说明当下最热门的音乐是哪些;杂志封面基本上全是一群头发吹得高高的小子穿着尖头鞋,标题则是一些问句:“什么是 emo?”这就是 2002年的《NME》。

15年前,《NME》在一个变化动荡的时期里找到了自身定位。Peter Robinson,音乐网站 Popjustice 的编辑和《NME》的撰稿人,说:“那是 Britpop 的大屁眼子” —— 就在千禧之际英国人对舞曲的热情渐渐褪去的空当,这本杂志为人们找到了一个新的兴奋点。幸运的是,他们发掘了 The StrokesThe Libertines,以及根据当时的编辑 Conor McNicholas 所言的那样“在稀薄的空气中开辟出一个新的音乐场景”。对于任何关注那些好音乐的人来说,《NME》站在了这一场景的最中心,成为他们所关注报道的独立音乐文化中拥有决定性话语权的角色。2002年也是《VICE》在英国开设分部的头一年,于是我们问了问当年在《NME》工作的重要成员们那时的感受 —— 从围绕着 Oasis 的闲言碎语,到在酒吧里偶遇 The Libertines —— 以及为什么这本杂志如此关键。

Conor McNicholas,编辑

15年前,我们完全统治着独立音乐场景。如果你看看《NME》的销量数据,自 1964年开始,有一个缓慢下跌的长曲线。但其中有两次起色 —— 一次是 1977、1978年,那时正是《NME》终于乘上了朋克大浪,还有一次就是 2002至 2005年。对我们来说,这倒不像是 80年代的独立音乐或是 90年代的 Britpop,其中的区别是,我们真的完完全全掌控了整个局面。Britpop 是被《NME》这样的小报所控制的 —— 比如什么“Blur VS Oasis 大战”,全是我们整出来的 —— 别人根本插足不了。突然间,你听说了 Kasabian、Bloc Party、Kaiser Chiefs、Kings Of Leon 还有 The Killers 之类真真正正的好乐队,圈外的人根本不明白这次独立音乐大爆发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现场演出之上的。人们对我说,“你真的很幸运,因为你经历了一回那么精彩的文化,见识过了好的乐队。”我只能说,这一切都是我们一手建造起来的。它们不是平白无故出现的。

我在操办《NME》时,一直把它当做一本很看重颜值的杂志对待。基本上我能说,“如果你的发型和鞋子不够好看,那你就不要上杂志了。”音乐到底好不好则不重要了,我对看上去不够拉风的乐队没有半点兴趣。当 Franz Ferdinand 在 2002年底左右横空出世时,他们的头发和鞋子都太他妈好看了。这也算是我们与唱片行业间的成功对话,我们把信号都提前摆清楚了:厂牌们明白,如果他们想让旗下乐队登上《NME》,那乐手就必须得够帅够美。加了这样一层滤镜之后,像 Kasabian 这样的乐队就瞬间一飞冲天。至于这样的标准有没有意义,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突然间你多了点儿能添些笔墨在杂志里写一写的东西。

早上 10点就上班这一概念现在看来挺不可思议的,但当时我们不得不遵守这一时间表,因为很多音乐新闻头天晚上就已经出来了。你会关注近期的演出排期,然后立马给乐队公关们发邮件叫他们把你放进嘉宾名单里。接着你就打着车一家酒吧接一家地四处看演出,最后都会挤进卡姆登的 Marathon Bar 里去。那种感觉就好像在某个摇滚主题乐园里生活一样。但办公室的环境有可能非常难熬。当年我拉来许多非常棒的记者和编辑入伙《NME》,他们都刚经历大起大落,来应聘的人很有可能撑不过多久就被拒。有些人和我们杂志意气相投,另一些人则胜任不了这份工作。走进办公室的播放间是一件特别吓人的事,接下来你要放的歌大家都会听到。这是一份正儿八经的工作。如果你挑的音乐不行,那你打一开始就不该和我们出现在同一本杂志上。

Sylvia Patterson,自由撰稿人

2002年那会儿,我还完完全全在做自由撰稿,很不稳定,因为我前一年刚因为《NME》某期封面采用了一张在女模特胸上用白粉摆出 Miami 字样的照片感到愤怒,闹着要辞职,我的职责就是等着编辑时不时分配任务然后完成它们。就算在当时,我也已经混了一段日子了,那阵子的《NME》洋溢着一种新时代的气息。编辑们有一股膨胀的执念,其实我倒还能理解,The Strokes、The White Stripes 和 The Libertines 都想称霸《NME》,但我心里其实觉得这些人都挺绝望的,而且这股劲头还没玩没了。我接到过一个活,是要采访 John Lydon,还收到了一份那时拍板的人所写的提纲,想问他“怎么看 The Strokes and The White Stripes”,因为“这个问题对我们杂志很有帮助”。好家伙,那可是强尼烂牙啊,他本来有更多好玩的可以在采访里谈谈。我只好强吞不爽进肚,然后爬回去跟那件辞职小风波扯皮。

不过我的确记得那一年和 Oasis 有过一次愉快的交谈。我们和 Liam 以及 Noel 在阿伯丁的一个墙纸上印着苏格兰格纹的传统风情老旅馆休息室里拍封面故事,Liam 用他在酒店附近买来的一袋带酱薯条躲开了酒店餐厅做的乌咖喱,说之前“附近的小孩们估计把我错认成 Gareth Gates了”。Noel 那天特别严厉跋扈,对 2002年的文化现象,尤其是各种电视真人秀、《Heat》杂志、名人文化和选秀节目大加批判 —— 这也是当下的主流,Oasis 以及它所代表的 90年代摇滚乐早已被大浪拍到岸上了。“你从超市里随便抓来一个咬字不清的平庸路人,或者哪个有点小名的三十八线红人,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Noel 不屑地哼哼道。

对我个人而言,2002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或许也是那个我所认识的《NME》背后代表的精神完结的时刻,那份精神从 70年代末期一直传承到 90年代。是时候让位给一个新的时代、新的世代、新的声音了。姑且让我们称它为 VICE 时代吧。

Alex Needham,副编辑

我在《NME》开始工作的那会儿,恰巧赶上 The Strokes 发第一张单曲。《NME》的总编室绝对察觉到了什么,但乐队本身打从成立伊始就无可争议地出色。想让一本杂志天天围绕着同一个乐队转肯定很难,于是我们也经常写些别的。办公室里的同事们听什么类型的都有,甚至可以说在我们听的范畴内还算具有实验精神的。因为“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这首歌红极一时,Kylie Minogue 也上过 NME 封面,每种音乐风格都会贡献一些人听人爱的唱片。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我们这儿得到认可的。Fischerspooner 的 Casey Spooner 曾经打过电话来问我:“想上封面的话,我得给谁口一发?”于是他们从来就没上过《NME》封面,所以还是收起你们那套无端猜测吧。

我还记得在 2002年圣诞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和 James Endeacott 出去喝了一杯,正好那天他通过 Rough Trade 厂牌签下了 Pete Doherty 和 Carl Barat,那阵仗你应该不难想象。在推出处女专辑前,他们还乳臭未干呢,但 The Libertines 着实使人兴奋。那次会面的详情我已经记不清了,就记得酒吧位于卡姆登的 Gray’s Inn 路上,我大概状态跟他们半斤八两,都好不到哪儿去吧。

Peter Robinson,撰稿编辑

2002年左右,《NME》编辑 Conor McNicholas 打算重启一项每周更新的访谈计划 —— 后来这个主意变成了《Peter Robinson VS》专栏,并持续了将近 10年之久,大致内容包括了我本人如何粗暴对待各色音乐人,在当年看来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NME 能每周请到某个愿意被我像个白痴一样问问题的乐手,即是《NME》在那时有多重要的证明 —— 为了登上这本杂志,人们都不排斥冒点险。

现在想来可能会觉得蛮奇怪的,但在 2002年,能有这样一本杂志,会是你了解新乐队新音乐的首选。在那个年代,周刊还能拿“突发新闻”震惊读者,放在 2017年,即便是日报都不可能达到这个效果了。

无论是 The White Stripes 还是 The Libertines 又或是当年大热的谁谁谁,即使我个人并不关心他们,但那个时代里,《NME》是一本杂志能在某一令人激动的场景中占据心脏位置的例证。或许那时还能有更多精力出去喝花然后应付宿醉吧。

Anthony Thornton,NME.com 网站编辑

我们当时真的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感觉上我们似乎在重拾 70年代遗风,不按章法套路为所欲为,每天晚上都出去看演出,一天连轴转 15小时,不过也只有那个年代能这样过了。毫无疑问,我们很疯狂,如果有什么大事发生了,我们绝对全情投入地跟踪报道。

我一周七天可能有四到五晚会在外头玩,每晚看三四个乐队演出,还可能要辗转两三个场地。秘密演出也多得数不清。第二天我们还得按时上班。我那会儿的生物钟其实有点适应这种节奏了:无论你是夜里几点爬上床,第二天早上爬着也得回到办公桌前,不行也得行。

2002年,The Libertines 是我的心头好。我会在 Camden Barfly 看他们给 The Vines 暖场,那是《NME》50周年纪念演出,他们真的太棒了,我还专程请了假追巡演,刚在伦敦看完他们,过几天又跟到布里斯托。他们会和观众们一起跳舞,看过他们现场的人自然能明白他们有多特别。这也让我和 The Libertines 联系更紧密了,我和乐队的人也开始更常一起玩了。

大家会觉得《NME》总是意见一致,但事实情况完全相反。当 The Streets 问世时,半个办公室的人都说,“这是我听过的东西里最棒的,”另一半人则问:“这是啥?开什么玩笑?”每个人都对音乐非常上心,对自己支持的事物也都还会据理力争。办公室播放间里经常有混战上演,不管谁在放什么歌,办公室另一头都会有人站起身来走过去把歌切了。那样的工作环境真是挺不错的 —— 你全天候都能听到音乐,能得到免费的演出门票,几乎每天晚上都能出去看演出喝酒玩乐,然后花一个白天和同事朋友聊前一晚的见闻。这样的生活怎么会不丰富多彩呢?

Translated by: AzukiCl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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