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不再发出反文化的声音,不论你关注什么样的音乐,这种声音才是始终贯穿《NME》的基础。

最近《NME》开始发行最新的免费版本,打开上周的杂志翻到第22页,一篇文章回答了关于 The Libertines 的“重要问题”。对于老读者来说,这样的文章是关于 Libertines 的固定节目,无非是再次回顾一下 Pete 和 Carl 两人反复无常的关系,听听 Pete 表达想要创作新歌的愿望以及老生常谈的“Albion之船再次起航”,并无任何异常。然而当你遍览整本杂志,让人惊讶的是这类出人意料的内容:一篇关于《回到未来》上映三十周年纪念丛书的软文(书名是《Book to The Future》),还有本周的必备单品,包括一双手套、一款 iPhone app 以及两件不同品牌的大衣。

前《NME》记者 Charles Shaar Murray 曾经这样描述《NME》的宗旨:“戳破一些他妈的气球、烧烤一些‘恐龙’(指化石级的乐队等),走出去,寻找未来,一旦找到,把它吹上天。”他所指的是70年代自己在职期间的《NME》。那个时候,杂志拥有一批如 Murray、Nick Kent 和 Julie Burchill 这样充满政治热情的写手,他们会带领读者走进神秘的演出后台和奢靡的四星酒店包房,和 Rolling Stones、Led Zeppelin 以及当时的朋克明星们混在一起。后来,这本充满文采的摇滚报刊竟创下了让人难以想象的30万发行量。

那个时期被很多人赞誉为这本杂志的黄金时代,自此,《NME》为“全世界无聊和不满的人群创造了至关重要的文化生命线”(语出 Pat Long,前《NME》记者,著有关于《NME》历史的传记一本)。这样的描述尤其适合身处前互联网时代或是那些偏远地区内信息闭塞的读者。广泛的发行、精彩的照片和丰富的知识,让这本杂志给人以独一无二的感受,众多的记者和歌迷直至今日依然迷恋它的原因也许正在于此。

不论是杂志在70年代朋克运动中的重要作用,还是它与80年代末曼彻斯特的关联,抑或21世纪初杂志对“新摇滚革命”的大力推崇,《NME》总是走在青年文化的前沿,不仅报道各类场景,还主导着它们,让场景中的人物占据着杂志的版面。也正因为这点,纵使销量逐年下降——去年更是跌到破天荒的14000份,许多人依然对新近发行的免费《NME》充满希望,这本免费的杂志将在全英国范围内以堪比70年代的印量发行。

一个月前,免费《NME》正式开始发行,前四期的封面包括了风格各异的四位明星:巨星Rihanna 和 Taylor Swift、演员 Robert Pattinson以及电台 DJ Chris Moyles,其中除了 Moyles ,剩下几位都是世界级的娱乐人物,他们的出现就像是杂志的一次大手笔。然而不够摇滚的封面人物让《NME》粉丝很是不满,他们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对这几期的封面进行了激烈的吐槽。不过也许这正是杂志需要的一次重大转型,历史上,非摇滚人物或题材登上《NME》封面早有先例,从五月暴动、大麻合法化和21世纪初的 Napster 风波(注:Napster 提供音乐分享服务,从而引起了一起关于版权侵犯的诉讼)到反纳粹联盟游行、“英国足球”以及“巨石阵”都曾在70年代末的封面上出现。甚至那些和吉他音乐毫不相关的名人, Robert DeNiro、Samantha Fox、Tony Blair、Simon Cowell 以及电视剧《中间人(Inbetweeners)》都曾光临这本杂志的封面。

非摇滚类封面时常导致较小的销量,却展示了杂志与青年文化和政治紧密相连的大胆作风。这些封面中最为著名的也许要数86年 Lucy O’Brien 策划的青年自杀问题专刊。O’Brien 发现当时年轻男性自杀量的增长与音乐中对于自伤行为的美化间存在着一定关联,于是为这一专题争取了版面。最终,那期杂志的封面让给了“青年自杀”,让很多作者和独立乐队 Felt 的歌迷很是不悦。多年后,O’Brien 告诉我,“那期杂志已经成为收藏圈内的抢手货,据说拿那期的封面被 Kurt Cobain 贴在自家墙上,也是 Manic Street Preachers 的 Richey Edwards 最爱的一期。它的影响真的很大。”

照片来自 Flickr

O’Brien 说那时的《NME》“刊登了大量与青年文化和政治相关的内容”。“那时杂志的写手们有着很强的政治意识。我们在文学和电影类内容方面做了很多大胆的尝试,曾采访过 J.G. Ballard、Martin Amis 以及 Wim Wenders 这样的导演。”

正是在这个时期,自毁作风出现在诸如 Nick Kent 这样的作者之中,《NME》70年代的“冈佐主义”(注:一种注重作者个人视角而冲淡客观性的新闻写作风格)也因此宣告终结,而杂志的新鲜血液如 Paul Morley 和 Ian Pennman 则带来了新的批评理论和 Roland Barthes 似的辛辣评论。伴随着全新的写作阵容和对文学、电影以及社会话题更为广泛的报道,O’Brien 的80年代与如今《NME》的转型期并非完全不同。只不过当时它们在封面上刊登的是 Eddie Murphy 和利物浦足球俱乐部,而今我们看到的是 Robert Pattinson 和 Chris Moyles。不过,如今杂志的专栏作家 Katherine Ryan 笔下的是对 Nicole Sherzinger 的感思,而80年代杂志写手 Barney Hoskyns 更乐意献上满篇尼采式的怒骂,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两段时期的最本质区别在于:80年代直到千禧年代杂志中盛行的反文化之声,如今已经荡然无存。

《NME》如今的“安全内容”可以追溯到杂志的最后一段成功期,也就是2000年左右, Strokes、White Stripes 和 Libertines 这样的乐队开始走红并帮助将《NME》定义成一本“indie”专刊,这一定位一直持续到《NME》免费发行前。然而在2000年代中期,当年的风潮已逐渐消散。“那时的封面人物是 Arctic Monkeys、Bloc Party 和再后来的 Klaxons,”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任编辑这样说道。“虽然这样的乐队唱片卖得很火,但杂志的销量却没有跟上。就是这时,杂志才真正走起了下坡路。”

杂志销量下滑的主因可以归结于互联网的发展;随着 Hype Machine 等博客集合网站的逐渐成长,每周花钱购买纸质杂志以发现新乐队的需求愈发显得没有必要。不过网速的飙升并非全部原因。随着互联网一同成长的还有独立摇滚在大众文化中的地位:独立摇滚乐队开始做客《Soccer AM》这样的节目,独立音乐进入了电视剧《盖文和史翠西》的原声带,甚至连大卫·卡梅伦对 Smiths 乐队的喜爱也变得广为人知。2000年代后期,独立这一标签开始变得愈发不酷。

在过去,某种流派或艺人一旦进入主流便会招来《NME》措辞激烈的批评。“80年代,当人人们认为 U2 开始融入主流,他们甚至专门找了一个讨厌 U2 的人来撰写乐队的评论,” Lucy O’Brien 回忆道。Nick Kent 更是痛骂 David Bowie 80年代初的一场巡演,称其为“新的底线”。在盛赞 Morrissey 单飞事业十年之后,杂志突然谴责 Morrissey,在一篇头条报道中称其正在装扮成一种“极右/法西斯式的形象”,而这“再也不能仅凭一句心照不宣的调侃让人一笑而过。”而在2014年,被指称逃税的 Arctic Monkeys 却凭借第五张专辑《A.M》获得了来自《NME》的“十年最佳专辑”殊荣,此前一年,杂志更是不停标榜其为“摇滚救星”。

过去十年中,所谓独立的概念变得愈加含混和抽象,从最初具体的文化群落成为了主流世界中的广告概念,《NME》发现自己处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一位杂志前员工告诉我们,由于互联网,他们也许没能卖出太多 Bloc Party 封面的杂志,但总体而言,Arctic Monkeys 或 Kasabian 这样的独立乐队却能够卖出比当今任何一个 hip-hop、grime 和 dubstep 艺人更多的专辑。于是,《NME》没有谴责主流化的独立音乐,反而是像一头死鹿一样拖着它继续前行,Smiths、Richey Edwards 和 Ian Curtis 的遗骨铸成了这架搭载着尸体的雪橇,拖拽着雪橇的是 Peace、Cribs 和 Vaccines,一行人的领头大哥自然是 Noel Gallagher。

摄影:Charlie Kwai

这个时候,新的场景开始带着自己的大本营涌现出来。Grime 有 SBTV 做基础,Beach House、Bon Iver 和 Grimes 这样的艺人在 Pitchfork 找到了一席之地。而网站 Hipster Runoff 许是无意间成为了 chillwave 的坚实阵地。再后来,Boiler Room 将电子音乐带入了全球各地大学生的宿舍之中,《Complex》和《The Fader》这样的刊物包揽了 hip-hop、R&B 和另类流行乐的报道。就像70年代的《NME》之于朋克运动一样,这些场景也找到了专属的出版组织。《NME》开始挣扎。过于依靠发行量使其难以再现七八十年代的大胆,没有当年与朋克的紧密相连,也不见充满哲学意味的流行音乐评论,《NME》只能继续挂在独立这棵树上。

到了 2010 年代,独立音乐愈加平淡无味,Palma Violets 这种毫无创见的音乐混混开始被称为“英国最佳新乐队”,Jake Bugg 成为城市工人阶级小青年的新宠。与青年文化紧密相关的政治事件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被《NME》直言不讳地讨论。在去年的一期《NME》中,受私立教育长大的 Horrors 乐队主唱 Faris Badwan 宣称政治“无谓”,而投票是“没有想象力的人”才干的事情。考虑到这篇专题报道中的很多其他艺人都抱有相似观点,政治在独立场景中的地位变化也就不言而喻了。

杂志免费发行的消息宣布时,一次纠正错误的机会看似出现了,《NME》似乎可以借此搭上更为流行的艺人而不再担心销量,这一目标多多少少地达成了,在 Taylor 和 Rihanna 的封面故事中,在关于 Little Simz 和 Bugzy Malone 的短篇专题中,更重要的是在那篇关于跨性别者的深刻文章中。所以,首月四期免费《NME》真正让人失望的不是封面,而是如一位前《NME》员工所说,“它不再发出反文化的声音,不论你关注什么样的音乐,这种声音才是始终贯穿《NME》的基础。”

封面上 Chris Moyles 的脸不是问题。他之前也在这本杂志中出现过——他从 Radio One 退休之后,《NME》曾发表过一篇尖刻的博文:“我们是否原谅他几十年来幼稚的性别歧视?”博文中写道。“原谅他在广播中说自己愿意‘引领已满16岁的 Charlotte Church 穿越性的丛林’?原谅他始终就搞不明白为什么用‘gay’骂人是不合适的?……绝对他妈不原谅。”要是最新一期的免费《NME》对 Moyles 所做专题的内容和杂志之前的态度保持一致,那倒也是件推动文化进步的好事。但实际上这篇文章看起来更像是肤浅的公关拓展,尤其是赫然出现在专题前两页的 Radio X 广告。

最新一期的封面人物是 Foals 乐队,奇怪的是,在这个独立音乐才是主流的混乱世界中,这也许是《NME》免费发行以来最为保险的封面。在过去,选择 Foals 当封面对《NME》来说会是一个冒险的决定;最初的 Foals 是一帮来自牛津的毒虫,他们玩的数学摇滚只有喜欢 Shellac的人才会听。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 Libertines,他们在2000年代初首次出现在杂志封面时,几乎没法从毒品中抽身去做一张专辑。在独立音乐由局外者变成局内人的过程中,举着独立大旗一路走来的《NME》是共犯。这些年来,乐队的理念已从左边来到了中间,在这里,最冒险的封面竟然是全球知名的流行明星而不是时事热点,最保险的封面竟然是那些先前在吉他音乐场景中都只算小众的乐队。

当人们问道《NME》为我们留下了什么遗产,你会怎么说?念旧的人会说,他们真正的传家宝,是70年代在 Julie Burchill 和 Tony Parsons 等写手的拥护中神一般的朋克场景、那些他们在90年代为其摇旗呐喊的 Britpop 乐队或者是以《NME》读者来信页命名第四张专辑的 Beatles。也许《NME》的传家宝是任何你当年在那些神圣的页面中找到的音乐,那时候所有杂志提及的乐队都会被列为目录,读者可以快速翻到自己最喜欢的乐队看看他们说了些什么。

但事实是,《NME》留下的最大遗产其实是独立音乐的主流化:《好声音》上的 Ricky Wilson、穿着皮衣故作反叛实则空虚俗气的独立乐队、Catfish and the Bottlemen 和 Mumford & Sons、《Made in Chelsea》上的 Peace 乐队、Radio X、Kasabian 的十佳歌曲、穿着普通却在 Twitter 资料中写着“indie 控”的路人……所有这些能够出现都要归功于《NME》对读者的文化影响力。这本杂志唯一没有烧烤的“恐龙”就是自己。这只史前巨兽依然在行走,它已进化成为自己的最终形态,用电视机盒子做成的牙齿毫无杀伤力,艳俗的皮肤由公关会议的摘要构成,独立音乐找到了新的家园,这一崭新的避难所,就在那些在火车上连不上WiFi、爱看 Netflix 的工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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