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asis 的创作关乎势不可挡的悲伤,这种悲伤来自于资本主义晚期的生活体验,来自于这个定义与身份被放纵洗去、人类跌入海底般孤独的水淹世界。

《33⅓》是一套关于经典唱片的系列丛书,这个系列中的每一本书都由一个作者围绕一张专辑展开书写。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们会节选这些颇具深度的著作刊登。本周为你带来的是作者亚历克斯·尼文关于 Oasis 专辑《Definitely Maybe》的文章,此文阐述了 Oasis 的首张专辑如何表达了英国人在后撒切尔时期的共同心愿与梦想。以下是本书的第一章:

如今,Oasis 已经成为了那种叫座不叫好的乐队。不过,在这个没有绝对规则的时代,如果评论界对某事物出现了一致的贬否态度,那么此事物必定也有具有某种深度的价值。换句话说,这种情况不过是愤世嫉俗的结果。评论界对现状所持的成见算不上哪门子正能量,变革的发端总是来自于过往事物的遗迹,来自于那些我们太过熟悉以至于忽略其价值的微小细节:洒落路边的一把种子、被忽略的每日例行、体育场中的一抹灰尘。正如哲学家 Walter Benjamin 曾经说过的,在一个乌托邦般的未来中,一切都与现在相差无几——只有那么一丝不同。我们所要做的便是找到那一丝不同,将其发扬光大。

如此愤世嫉俗的一个时代使得我们自九十年代起在艺术或是社会进程上便再无真正建树,民粹主义也从流行音乐中销声匿迹,那些可能帮助我们摆脱这样一个现实却被我们忽略了的细节到底在哪里呢?本书就此问题提供了一个视角,试图从过去20年中那些最普通、平庸而陈腐的事物中寻找答案。为了能够再次促成进步的发生,这样的建议看起来尤为合理,我们确实应该着眼于流行文化中最中心化、最显而易见的存在,试图找出它们到底在哪里出了严重的差错。我们应该着眼于那些让人们充满了信念和团队归属感的事件,着眼于那些烙印在我们的集体意识中,却逐渐变得俗气、陈腐以至于让我们心生厌恶的旋律,着眼于那些曾经在一个自私和充满铜臭的世界中团结一致,最终却沦为自身影子的那些人。此书试图告诉我们,进行这些观察的其中一种方式,便是重新严肃而彻底地审视 Oasis 这支摇滚乐队。

本书还强调,我们尤其应该注意早期的 Oasis。从1994年首支单曲“Supersonic”发表到1996年夏季在内布沃斯的超大型演出,仅仅两年时间内,Oasis 一跃成为战后英国最为重要的乐队,唯一可以与之相比的只有他们的偶像,The Beatles。在这段时期内,酒吧、夜店、学校舞厅、游乐场、购物中心、婚礼、办公室、街道、廉租房以及——也许是这种情况最为突出的——足球场上,到处回响着 Oasis 的音乐,在很短的一个时期内,他们塑造了空前一致的流行文化氛围。Oasis 曾是各报纸头条的热门人物,他们登上了 BBC 晚间六点的黄金档新闻,统治着电视广播。1997年夏天,Noel Gallagher 在唐宁街与Tony Blair握手合照,象征性地奠定了新工党在英国政治中的地位。Oasis 的民粹主义气质不可多得且意义深远。纵然从1997年起,Oasis 便开始新瓶旧酒地重复着拙劣的流行艺术,即便如此,早期 Oasis 乐队带来的很大一部分影响和意义还是被我们所忽略了。

那么,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又是从哪个时刻开始出了差错?我们需要不惜一切代价发掘的那些关于 Oasis 的遗失细节又是什么呢?

显然,这些问题的答案主要包含在他们的歌曲之中。实际上,关于 Oasis,所有我们需要了解的东西都蕴藏在他们的首张专辑《Definitely Maybe》中,因为那些歌曲全部创作于乐队成名之前。1991年至1993年,英国经济停滞不前,激进的享乐主义和反建制思想暂露头脚,Noel Gallagher 在曼彻斯特写就的这些歌曲精准地传达了那个年代的精神,这一点上,他的水平比美国的同辈 Kurt Cobain 要高到不知哪里去了,奉行虚无主义的后者无非只会写些超重口味的,诸如舔舐疮口、吞食肿瘤之类的恶心歌词,把“mosquito(蚊子)”和“libido(力比多)”拿来押韵。

相较于 Cobain 那阴暗的伪理智主义歌词,Noel Gallagher 在《Definitely Maybe》的歌曲中则以非常明确的语言向人们传达了肯定和希望。漫长的后朋克时代宣扬着否定和消极,将死亡与失败视作美德,并终于在90年代凭借着 grunge 的到来达到了高潮,然而 Oasis 的歌词则充满了全心全意的生之欲望,提示人们,在经历了80年代的噩梦之后,一场盛大的胜利也许就在眼前。值得注意的是,对于 Gallagher 来说,Oasis 和一支 Nirvana 这样的 grunge 乐队之间的差别很显然是一个阶级问题。但其实,Kurt Cobain 自称的“白垃圾”出身和曼彻斯特工人阶级成长环境间的相似之处比 Gallagher 意识到的要多。当然,他的看法也并非不能理解,就像 Gallagher 后来说的一样,Cobain 拥有一切却很痛苦,而我们,屁都没有,却依然认为每天早上能够活着醒来就是最棒的事情,因为在那样一个环境中,你并不确定自己在每个夜晚都能有一个温暖安全的归宿。

这是 Oasis 在当时传达出的第一个,而且也许是最重要的信息。Oasis 一直在试图沟通。在那样一个时代,解构主义的愤世嫉俗正威胁着反主流文化的生存,Oasis 则提供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激进乐观主义愿景。这毫无争议地也是一种工人阶级愿景——扎根于团结互助的工人阶级生活体验的愿景,这一点也至关重要。正如乐队传记作者曾说道的一样,Oasis 的声音是“廉租房中传出的撕心裂肺的嚎叫。”撒切尔政府带来的巨变使英国社会惨遭重创,在刚刚经历了这样一段时期的英国,Noel Gallagher 通过弟弟 Liam 之口,喊出了热烈的乐观共产主义口号,当然,背后还有乐队其他成员的鼎力相助,他们也都是你我一样的普通人:Paul McGuigan, Paul Arthurs, and Tony McCarroll。Gallagher 在唱片中通过理想主义迸发出的巨大能量让人叹为观止。比如说,Oasis 经典歌曲“Acquiesce”(1995年)的副歌歌词许诺道,只要我们能够毫无保留地相互信任,奇迹般的共同复苏就在眼前,一切皆有可能。在千禧之际的文化事件中,对于“我们”一词如此无畏且坚定的运用几乎无处寻觅。最接近的也许只有克林顿对于八十年代“社会共同体并不存在”论调的反驳。(见克林顿关于九十年代自由主义大联合的经典名句,比如说:“不存在‘他们’,只有‘我们’。”)

然而,Oasis 并不是——或者说并不只是乐观主义者。如果他们真是如此,那么他们的事业与九十年代中期政界虚伪的欢欣鼓舞也就并无二致了。关于 Oasis,我们需要重新挖掘的第二重要的细节在于,他们在即使是最傲慢的时刻也可以表达浓浓忧愁的能力。

《Definitely Maybe》的首发单曲“Supersonic”经常被看做是无业者口中胡言乱语的诗歌,其中充满了 doctor/helicopter、Elsa/Alka-Seltzer 之类打油诗般的韵脚。但再仔细听听,在“Supersonic”的副歌部分,得意的涂鸦般歌词逐渐被一种更为含混的声音取代,就像一个生活在阴影中的人奋力想要从嘴里吐出正确的词语。在这些歌词中(以及悲伤的旋律中)你能看到 Smiths 的“How Soon Is Now?”的影子,这正是 Noel Gallagher 歌曲创作中鲜受讨论的一面。Morrissey 和 Marr 在八十年代充满哀伤的歌路中创造了那种曼彻斯特爱尔兰裔局外人的声音,Oasis 正是这种声音的重要继承者之一。Noel 从 Smiths 那里领会了对于个体的疏离、遗弃和错位的迷恋。在集体乐观愿景的反面:乏味的小镇没有任何前途,旧的社会联合结构——工作、俱乐部、住所、工会——正在被一场新自由主义阶级消灭计划打破,孤独和逃离的欲望由此而生,Oasis 乐队用 Morrissey 式的阴暗将这种情绪凄切地唱出。

围绕着对于突围和逃离的呼吁,Oasis 接连推出新作,同时也意识到这样做会导致背叛和某方面核心身份的丧失。于是,关于散去、溜走、褪去,关于某种东西被扔掉、时间正在消逝而在胜利与狂喜中悲伤依然会将我们吞没的呼喊重复出现。乐队早期著名的精彩B-side歌曲“Fade Away”用近乎美丽的词语浓缩了这个主题的精华,阐释了从出生起我们的梦想便进入衰退状态的主旨。Oasis 的歌曲充满了对于迫近的崩溃与灾难的觉察。洪水泛滥般的意象随处可见:大雨倾盆、水池满溢、背景中海浪的声音以及埋葬在巨浪中的个体和香槟酒的爆炸。Oasis 的创作关乎势不可挡的悲伤,这种悲伤来自于资本主义晚期的生活体验,来自于这个定义与身份被放纵洗去、人类跌入海底般孤独的水淹世界。

讽刺的是,Oasis 自身却变成了这种灾难。他们的第二张专辑《(What's the Story) Morning Glory?》包含了他们最精彩的歌曲和一部分最强有力的表达(最为明显的就是“Champagne Supernova”,它是最后突破底线的神化)。但在力量与欢呼到来的同时,Oasis 基于深切感情和对抗般的团队精神的全部存在意义似乎正在消失殆尽。

最初,Gallagher 在建筑工地受了工伤,康复期间在英国天然气公司的一间库房中写就了《Definitely Maybe》中的多数歌曲。而《(What's the Story) Morning Glory?》以及第三张糟糕的专辑《Be Here Now》中的多数歌曲则是在豪华的酒店套房或是纵情酒色的巡演大巴上写成,那时的他虽然还会偶然展示自己的社会主义姿态,但实际上正快速沦为崇拜财富的撒切尔理念拥趸。确实,到了那了个时刻,“我们”已经变成了“他们”,直到今天这一情况依旧没有改变。现在 Gallagher 早已成为他曾一度抵制的摇滚贵族,一个即将受封骑士、和 Simon Cowell 以及 Andrew Lloyd Webber 处在同一文化范畴的公众人物。

不过这种信念上的剧烈转变恰恰正是我们需要严肃对待 Oasis 的原因。Gallagher 在变节成为坐拥百万资产的大牌人物后还保留了哪些品质?我们在忽略 Oasis 是一支不妥协的90年代酷乐队这样一个事实的同时,还忽略了关于这支乐队的哪些东西?

我认为,答案的碎片散落在《Definitely Maybe》及其单曲、B-sides 中,在 Oasis 还是梦想着从消失的工人阶级过去诞生美好明天的“我们”的一份子时创造的音乐中。《Definitely Maybe》中充满了积极生活态度和悲剧交替所生的悲怅,因为它恰恰发生在工人阶级反文化步入明朗天地的时刻,而这也正是晚期资本主义炙热正午致其枯萎前的短暂一瞬。

接下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我们知道曾经引领文化潮流的孤注一掷变成了摇滚明星的光环,我们这个由工友构成的文化群体被留下在这片天明星朗的幻想境地独自追逐着自由解放的梦想。但我们忘记的是,当 Oasis 曾经追逐着同样梦想的时候,他们是脚踏实地的,在他们构建的语境中,理想主义找到了确切的表达方式,迫切主张着生命并非只关乎自身与逃避,同样关乎在他人思想中寻找乐土的信念。这才是隐藏在足球场中的希望,这种独特的群体渴望才是我们在聆听《Definitely Maybe》那些深刻脑海的流行金曲时,需要重新找回和发掘的东西。

本文原载于 VICE 英国,点此购买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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