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 DJ 台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或许你从未留意,但他们一直都隐藏在舞台的阴影之中。每个晚上,他们都站在那里,伏在布满按钮和旋钮的巨大设备上,打造极富表达性的闪光、烟雾和激光效果。作为舞台主角的谦卑侍从,他们要竭尽全力把你最爱的 DJ 造成的破坏减至最小。他们一只眼睛盯着面前的屏幕,另一只眼睛则盯着距离 DJ 设备近得可怕的那半杯啤酒。没错,他们就是大多数现代夜店必不可少的灯光音响工程师。Lars* 便是其中的一员。

Lars 干这行已经十多年了。他的眼睛下面依然挂着因睡眠不足留下的眼袋,而且今天上班还迟到了。一个半小时后,这家夜店将会被来自阿姆斯特丹的饥渴酒鬼、嗨爆的嗑药人士、以及停不下来的派对动物挤得水泄不通。但现在,在荧光灯的照耀下,这家夜店空荡荡地让人心里发毛。“每次我都要先把整个场地的安全措施做好。” Lars 说,“你要知道这些喝高了的人和孩子没什么区别。他们要是看到有个插头插在插座上,就会去拔。再小的细节你都不能有疏漏。”

“在这家夜店,顾客随便去哪里都可以,走到 DJ 台上也没问题。” Lars 说,“这对营造夜店气氛很有帮助,但对我来说却是噩梦。有时候,个子高的人会把饮料放在扬声器上,然后直接在 DJ 台上跳舞,或者伸手去转天花板上的灯光球。这些场面拍成照片带感的不得了,对于主办方来说也是再好不过的宣传,但问题是太他妈的危险了。” Lars 指着 DJ 台,“那边那些桌子可不是给人站的,”他说,“要是有人摔个跤,然后显示器落到他头上,那就完了。没得嗨了。接下来就等着打官司,关门大吉吧。而且我还要对此负责。”

夜店都是一团乱

每次有人把半杯啤酒放在打碟机旁边,Lars 就要犯心脏病。“我见过太多设备被搞坏,”他说,“去年,不知道是谁想出一个特别牛逼的点子,把一桶冰镇饮料倒在了打碟机上。那套打碟机当场宕机,唯一的急救措施就是把它倒过来。”

“然后你要把它烘干,再把机器拆开,清理里面的部件,”他告诉我,“很多 DJ 按起 CUE 键来跟傻子一样,所以我们经常要更换这个按键。我曾经在阿姆斯特丹的 Melkweg 场地见过有人不小心把一个装着吉他音箱的乐器箱推进了河里,好在那个箱子密封性特别好,所以一直在河面上浮着。这也是为什么舞台管理人员总是一副凶巴巴的样子,因为他们知道哪些地方很容易出问题。”

在夜店神经病排行榜中,排行第一的无疑就是学生群体,尤其是那些来自兄弟会或者姐妹会的男男女女。“我们曾经碰过一帮学生直接把天花板上的灯光设备全给扯了下来,还把存酒间的门砸成两半。” Lars 说,“后来他们又开始拔插头,导致 DJ 设备断电,而我要负责弄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与此同时,客人们非常窝火,开始大吵大叫。当然,这都是我的错,因为我没有把该藏好的东西藏好,该堵上的东西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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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梦想并不能成真

当活动主办方在肆意想象着如何打造狂野派对的时候,Lars 经常要扮演刺破他们梦幻肥皂泡的角色。这些主办方总是会在心里构建最完美的派对,但他们并不会考虑到现实的细节问题。Lars 说:“主办方有时也像小孩子一样,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凶巴巴的叔叔,我会对他们说:‘喂!停下来!太危险了!你拿着个剪刀在干什么?’”

“有时他们会想在夜店里面挂电灯泡,但他们不会考虑有些喝醉的客人举着打火机能把半个店都给烧了。”他说,“再举一个例子:主办方的人想用胶带往墙上贴海报,但他们不会想到当你把胶带撕下来时,会破坏墙纸。有的时候,他们还想自己带灯进来,这倒没什么问题,只不过我要花一整天的时间安装这些狗屎玩意儿。但看到标价之后,他们又立刻放弃了。每晚派对结束后,他们都向我的周到考虑表示感激,然后大摇大摆走出夜店。派对圆满结束,可是谁来收拾这乱糟糟的场子?这可不是我的工作。可到了第二天早上,他们一个个躺在床上精疲力竭,你就不要指望他们会起床来帮忙打扫了。所以最后打扫的活儿还是落在了我身上,哪怕我还要为下一场派对、下一个主办方做准备。”

不过,Lars 还是想尽全力帮助这些活动主办方。“我得把话说清楚:我永远都是站在主办这一边的,永远都是。我来这里就是为他们服务的。”他向我保证,“他们的梦想很大,但总是忽视可行性。他们总是在问:‘我们还可以做什么?’答案是:‘一切皆有可能’。只要你有足够的钱,只要你做好规划和准备工作,天空才是你的极限。不幸的是,不是所有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如果他们临时给我一个好几个 G 那么大的错误格式视频文件,那我就真的爱莫能助了,我根本没有时间和工具去转换文件格式。”

一群激情满满的年轻活动主办方走进夜店,他们兴高采烈的看着天花板。“先生,你是音响师吗?”其中一个人问正在一旁安装 DJ 设备的 Lars。“我的优盘里有个视频,今晚你能用投影机放出来吗?” Lars 抬头大笑:“我尽量吧,兄弟。”

他们并非都是来泼冷水的

虽然音响师经常被视作是给派对泼冷水的人——每次 DJ 想要玩野的时候,他们总是在一旁坚决地摇手指——但大部分醉酒的夜店客人可能并没有发现,他们也是默默解决问题的重要力量。“通常都是应对客人的不满,” Lars 说,“如果客人们并不开心,当然这从来都不是主办方的问题,他们会告诉我灯光太亮或者太暗,这时我就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你想要光线再亮一点?没问题!’他们才是老板,我真的很想帮助他们,但可惜我只是负责把舞台上的声音放大。”他说,“如果你碟打得稀烂,那我就确保扬声器也跟着拉稀。如果你在 DJ 台上潇洒如火,那我就确保整个夜店都能被你点燃。很多来接班的 DJ 经常会想:我得把音量往上加!我经常听到同样的借口:‘之前那个 DJ 也会调高音量。’哥们,少跟我扯蛋。我一直都盯着这些面板,音量一上去,我就能发现。我也可以通过我的调音台控制音量,可是效果肯定没法听。另外,如果你音量过大,扬声器是会废掉的。而且音量能放多大是有法律规定的。你还得小心别给人的耳朵造成永久性伤害,毕竟你在 DJ 台上听到的声音和观众听到的声音不是一回事。大部分时候,DJ 都不知道自己在夜店里面搞地震。”

Lars 对新手 DJ 们有一则建议。“学会控制音量!如果你使劲往上加音量,那你就是在逼我穿过观众走上 DJ 台,打断你和姑娘的聊天。” Lars 说,“你要是不鸟我,我就得亲自帮你调低音量了。到时候你可就糗大了。我也不想这样,你也不想这样,没人想要这样。所以,一定要相信音响师!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说实话,我比 DJ 更想调大音量,但前提是我只能在声音合适的时候这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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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光效果师就像公交司机

在气氛火爆的夜店里,Lars 把自己隔绝在一个角落里的小隔间。他扫视着整个场地。身穿一套舞台管理人员的国际标准服装——黑裤子、黑运动衫、黑帽子,Lars 让自己完全隐藏在周围的环境之中。他像人类学家一样研究着舞台上年轻人们的社交行为。“你不要以为在这个隔间里就很孤独。”他说。

“我感觉自己就像个公交司机,载着一车喝醉酒的乘客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但你得明白待在这里确实会无聊到死,所以大部分时候,我都会观察人。我经常会寻找辣妹。如果你跳舞跳得好,我就会看着你。”他说,“有时候,我甚至想给舞台上的一些人颁奖。我真想走到她们面前说:‘恭喜你,你是今晚的最佳舞者。’有时我能看见一群姑娘在 DJ 台前面跳舞,那画面真的很美。她们自由自在地享受着音乐,享受着她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夜晚。每个人都在笑,太他妈有感觉了。”他说。

“可是,如果这时有一帮混混走过来,那一切就全毁了!一些年轻人觉得抓着姑娘的脖子搭讪聊天是件很潮的事情。可我觉得这是最变态的聊天方式。对于这种人,理应给他下体一记左拳以表尊敬。这种行为实在是太过分,太奇葩了。要是男人们能放弃这套刻意装 man 的假把式,老老实实跳舞,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人间。你不需要跳得很好,你只要随着节奏摆动就行。这就很好了。但这只是我的想法,我不是女人,我也不好代表她们的意见。”

或者只是一只栖巢的鹰

和巢里的鹰一样,音响师能看见舞台上的一切。“要是你拍拍某人的大腿给他递毒品,我能看得见。要是你想躲在角落里呕吐,我能看得见。要是你在椅子上睡着了,我也能看得见。”他说,“一些特别无聊的人会找你聊天,他们会问‘今晚气氛真激烈啊,你说是不是?’之类的问题,或者问:‘我要怎么找女孩子搭讪?’哥们,我这儿可没有女孩子。说出来你可能不信,经常有人以为我是 DJ。拜托!居然会有人搞不清楚谁才是 DJ?你看到那边那个人吗?就站在舞台中间的那个,就是所有灯光都打在他一个人身上的那个,大家都盯着他看了一整晚的那个。那才是 DJ。还有人会问:‘我能按按烟雾键吗?’当然可以,想按就按吧。我也时不时会喝醉酒,所以我能理解他们。” Lars 说。

“最近,一个姑娘问我想不想闻闻她,” Lars 告诉我,“这是一个很棒也很奇怪的问题。可惜的是我什么也不能做。站在吧台后面,你经常会有机会和客人调情,然后一起去办公室速战速决来一发。这种事情经常会发生。但在派对期间我不能擅自离岗。就算是派对结束后,我也要拔插头,打扫场地。没人愿意等我一个小时,特别是当你喝得有点醉的时候。你可能直接倒下睡了。我就这样和那姑娘失之交臂。”

吸血鬼人生

如果你是在夜店工作,那你就注定要过着吸血鬼一样的生活,带着一身惨白的皮肤,缺乏维生素 D。而且你身边少不了酒精饮料和毒品。“晚上不睡觉很不利于你的身体健康。” Lars 说,“而且你的精神状态和你待人处事也会受影响。我有很多同事谈恋爱都遇上相同的问题。如果你的恋人过的是朝九晚五的生活,那你永远别想见到她。但她却能看到你,在 Instagram 上,而且照片里少不了泡夜店的姑娘,这时你就会听到那个著名的老问题:‘这他妈的是谁?’我知道很多灯光师在上班前都会抽一根。我能理解。制造灯光效果靠的就是感觉,在派对上班,灯光师需要灵感。我也认识一些上班时喝得烂醉如泥的音效师。在夜店里这种事情很常见,因为你周围都是免费酒水。几年前我酗酒很厉害,但不是在当班的时候,而是下班以后。这不是朝九晚五的工作,如果你工作很努力,你就会想:去你妈的,喝吧。”

当然干这份工作也有好处。“从1996年起,我去夜店或者演唱会就没排过队。”他说,“通常我都是在贵宾名单上,要么我认识保镖或者音响师。这些年来,每次去参加演唱会或者去夜店,我都会想:‘他们干嘛把扬声器摆在这里?他们的混音怎么这么奇怪?一想到这些事情,我就没法安心欣赏演唱会。不过,我从来不会去找音响师对他们指手画脚。这是他的地盘,我可不想被人揍一顿。’”

付出太多,回报太少

“我干这份工作只是为了生活,” Lars 说,“我宁愿为乐队工作四小时,也不愿为 DJ 工作十小时。在我看来,阿姆斯特丹的音响师和灯光师的收入真的很惨。近几年来,托 Halbe Zijlstra(荷兰国会成员)的福,分配到文化和艺术方面的钱少了很多,这也让我们受到了很大影响。现在大家都是干自由职业。许多想要当音响师的年轻人为了入行,什么价格的活都接。很多时候你根本没钱可赚,很大部分原因在于人们并不知道我们究竟是干什么的。我们干的都是大家觉得很多余的事情。干这份工作,你得包揽一切:灯光、音响、维护、修理、制作、灭火,以及 DJ。另外,你还得随时到岗,长时间工作。有一年的 Amsterdam Dance Event,我连续工作了36个小时。钱只是一张纸,但它却能像诗一样影响人。”


* Lars 为化名。

Translated by: 陈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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