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艺术、身份、双相障碍者生活的各种想法被编织在一起,把这种疾病概括了个八九不离十。讲抑郁的那些曲子捕捉到了因自身低落情绪而产生的厌倦、麻痹,以及由此爆发出的阴暗而虚弱的怒气;而关于躁狂的那些,则以炽烈之势重现了妄想状态下的傲慢、自大和顿悟。

很多关于悲苦的音乐,听起来真的都很惨。伴随我青春焦虑的歌曲,都以某种特定方式,包含着赤裸裸的悲伤。忧郁的曲调、内省的歌词,浸染着毫无结果的渴望。

对我来说,The Smiths 浓缩了这类音乐精华。抑郁在他们的描绘下,是一种消极、哀伤的东西,如悲剧那般无法逃避。除了偶有的美好,它几乎被沮丧贯穿始终。我可以从中找到一定的慰藉,但也不过如此——双相障碍意味着与悲歌的共鸣只能点到即止。在一场并不怎么欢迎我的派对上倍感孤立,“How Soon Is Now?”便是一晚结束后回家路上的完美选择,但它对于后来让我明白“这是狂躁症的表现”却没多大用处——狂躁症不同,它以一种令人难解、不安的方式,让我觉得自己变得更高大、更勇敢、更膨胀。随着年龄增长,狂躁发作变得越来越有破坏性,我发现能够真正表达这种深深挫败感的音乐也越来越难找——双相而非单相的抑郁,让你在两极间猛烈摇摆。终于有一天,我发现了 Titus Andronicus。

2015年,乐队发行了90分钟、29首曲目的《The Most Lamentable Tragedy》——一部主唱 Patrick Stickles 讲述自己精神问题的摇滚歌剧。关于艺术、身份、双相障碍者生活的各种想法被编织在一起,把这种疾病概括了个八九不离十。讲抑郁的那些曲子捕捉到了因自身低落情绪而产生的厌倦、麻痹,以及由此爆发出的阴暗而虚弱的怒气;而关于躁狂的那些,则以炽烈之势重现了妄想状态下的傲慢、自大和顿悟。也就是说,《The Most Lamentable Tragedy》压根就不是一张惨兮兮的专辑。说到底它依然是激烈、愤怒,且相当有趣味的朋克摇滚,只是主题碰巧是精神健康问题罢了。

举例来说,去领略一下“No Future IV”吧,其中包含了“在昏暗的怒视下瑟缩,死尸被弃于墓地,再也不见天日(cowering in the glowering gloom / Ex-human left entombed, never to be exhumed)”这样的歌词。“Dimed Out”尾随其后,用洋洋自得的语气反驳道:“挑战我的人都是无能的傻瓜,斟满我的圣杯我将所向无敌。”这样针锋相对的意象在专辑里比比皆是,Titus Andronicus 巧妙捕捉到大脑在情绪图谱两端往复的状态。

双相障碍的本质是二元的,极端的高潮与压倒性的低谷之间,穿插着相对稳定的阶段。那种高潮可能带来超凡的狂喜。影视作品中总是将那种“疯狂”演绎成毒品、酒精与性爱的轮番轰炸,但那种所向披靡的自信和无边无际的自我价值扩大也是不容忽视的。躁狂掌控你时,你变得更有创造力,会将一个个点子转化为现实——而且都棒到没话说。花起钱来眼睛都不眨一下。你像个骑士一样,试图征服自己以及他人的情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体验到了一种仿佛永远无往不利的自我中心。

与此相反,抑郁就是一间没有回声的虚无之屋,安静得使你耳聋。你什么感觉也没有,甚至无法动弹。整个人渗透着格格不入的颓靡气息,这不是一种自我意识,而是将你与全世界隔离的更古怪的、难以名状的东西。连着几天你一动不动,除了睡觉什么都不干,完全无法爬起来去洗澡。躁狂中你的眼里只有疯狂、华美与熠熠生辉的际遇;抑郁中你会失明,除了自己的绝望什么都看不到。这种意义上的二元明显在《The Most Lamentable Tragedy》中通篇存在,并且渐渐升华为一股夺目的力量。事实上,这张专辑本身正像是这种情绪的副产品。

2011年,《The Most Lamentable Tragedy》问世前四年,主唱 Patrick Stickles 经历了一系列状况,用他的话说,因此悟到了关于自己状况的“真相”。一段严重的躁狂发作过后是“漫长而令人萎靡”的抑郁,绝望的他决定要写下这一切。

“我在这暗无天日之际对自己说,尽管痛苦,我对自己的理解将会变得完整,哪怕必须暂时将创作的意愿放在错误的地方。”Stickles 告诉我,“要想重获这种意愿,我就必须说出自己的经历。”

当 Stickles 感觉好些,更有动力的时候,他决定开始写这张专辑。“我确定了做这张摇滚歌剧的打算,我要试着解释自己。”他说,“我知道外人可能会觉得我的行为显得十分奇怪,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因此我想要尽我所能,去探索、去概括那些主题。”

通过这些主题,Stickles 描绘了双相障碍的两面:躁狂,以及抑郁。他表现的躁狂症状相当典型:他变得“狂暴、聒噪、傲慢,精力充沛”。

“各种新想法让我狂喜不已,一刻都闲不下来,只想在阳光下东奔西走……接着就出现了某种反复无常的幻觉。”他说,“我会整夜不睡,有时无法抑制对药物的滥用。大喊大叫,不眠不休,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我躁狂发作起来,就是这样的。处在这种境地中时,事物的内在意义变得重要得多,而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却变得微不足道了。”

接着,他碰了壁。“突然间,我身体里的激情与冲劲都被抽空了,郁闷与消沉袭来,再也没有精力与意愿去继续之前那些疯狂的点子了。”

双相障碍的二元感受,不仅明显存在于 Stickles 谈论心情的方式中,作为音乐人,他在公开与私底下也展现出十分不同的状态。《The Most Lamentable Tragedy》里的悲剧英雄遇见了更为热情积极的另一个自己(“他的所作所为不像我,长相却很像我”)。他们有一样的外表,但却截然不同。Stickles 将这种真实存在的体验形容为“过着某种双重生活”。

躁狂的人当然有可能是极度兴奋的。自我膨胀的幻觉虽然常常具有毁灭性,但有时也不失乐趣。我在躁狂的时候,会感到浑身洋溢着撩人的吸引力,又滑稽又有趣,简直魅力无边。Stickles 似乎也有同感——不过和我不同的是,他是玩乐队的,有一帮笃信他的粉丝,这在无意间也助长了那些错觉。

“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对我说,“狂躁自大的表现对于那些将其视作积极的人来说是危险的,这是一种不和谐的画面,因为你想在病态的助力下奉上一场伟大的表演,做出一些富有创造力的疯狂举动。”

“演出时,录音中,那些当观众的人可能会喜欢你这种状态。但生活中的身边人,态度就很不同了。精彩的艺术表演,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种折磨,甚至是可怕的。”

虽然如此,凡事有利有弊,Stickles 认为躁狂“确实赋予了能力”,让他能够实现艺术上的成就。“我在躁狂中找到灵感,并且获得了把它们付诸实践的能量,以及对自己所作所为的信心——是这些东西让我成了艺术家。”他说,“抑郁的时候做起来就困难多了。”

在音乐圈摸爬滚打带来了一系列特殊的挑战,比如巡演。要想在路上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非常困难。2015年末,dubstep 音乐人 Benga 就在 Twitter 上讲述了自己与双相障碍的斗争——“过度巡演”与毒品诱发了危险的躁狂。被送进医院接受药物治疗后,Benga 才意识到密集的日程与花天酒地对他的精神健康造成了多么大的影响。慈善机构 Help Musicians 2014年的一次调查发现,超过六成的音乐人曾经历过精神健康问题,其中许多人的病情因巡演而恶化或无法挽回。调查还提到了其他一些影响因素,例如演出焦虑、营养不良、作息混乱、远离家人朋友等等,统统都是巡演中无法回避的。那么 Stickles 又会给那些即将踏上巡演之路的同行哪些建议呢?

巡演与精神疾病都会剥夺人们的睡眠时间,他强调说,“努力保证睡眠”是缓和状况的最好办法之一。要维持不容易,据他说乐队因此已经多次排练迟到,但这种代价是值得的。不过另一方面,巡演有时也会有积极一面。“轮到抑郁袭来的时候,遵守严格作息能保证积极的状态。”他说。他觉得在家里的话,会更难自律,整天光知道睡觉,别的事都做不了。

对音乐人来说,旅途中的精神疾病是一项特殊的困难。Help Musicians 这类组织为有相关困扰的各领域音乐人提供了“实际的、积极的支持”,在他们寻求帮助的时候,提供建议、资助与社会接触。Stickles 还认为,唱片公司也需要提供支持的平台。“Merge 就给了我讨论这些问题的平台。他们愿意出我们的作品,因此也为促进这方面对话做出了一点贡献。”

照片拍摄:Matthew Greeley

对于音乐产业内的精神健康问题,促进公众讨论是非常重要的,Stickles 下定了为之发声的决心。除《The Most Lamentable Tragedy》之外,在 Titus Andronicus 的作品中,精神疾病的主题也同样若隐若现。2010年令人屏息的雄心之作《The Monitor》中,美国南北战争被用作一种叙述手段,探索了抑郁、绝望、毁灭的感觉;2012年的那首“My Eating Disorder”则关注了该疾病另一方面的症状(“一头无形的巨兽在我的房子里安家”)。

这种开诚布公给 Patrick 带来了两种影响。首先,他帮助了其他人;其次,这种忏悔式的自白给了他很大的发泄。“我很幸运,有音乐作为平台来讨论这些事,表达各种痛苦。很多人并没有这样的机会。”他说道。

“在强烈的羞耻感之下,要做到去谈论这些东西并获得帮助,都是很不容易的。更不用说这个世界对这类问题大多选择避之不及。经受着痛苦的人不得不保持沉默,这是很有害的。能够释放出这些毒素是我的幸事,憋太久了铁定会出问题。”

通过分享经历并付诸音乐,Stickles 贡献了一种能够传达至他人的声音。没有这种声音,我也不会发现 Titus Andronicus,他们捕捉到了在别人那儿没法轻易找到的、关于双相障碍的感受。实用的建议对精神健康意义深远,而文化层面日益增进的讨论也是难能可贵。不过有时候,你需要的只是有人倾听。《The Most Lamentable Tragedy》对我来说是一种自我确认的练习,就像有朋友轻戳你的手臂,说:“懂你哦,哥们。”我也坚定了信念:双相障碍并不一定是诅咒,我的故事并不只是命中注定的自传式凄惨悲剧。事实上,我可以创造自己的故事,一个让我可以放声大笑、活力四射的故事——不只为摆脱精神疾病,更是因为疾病本身而发声。

“音乐人首先得明确自我。”Stickles 解释道,“如果谈论这件事对你很重要,那么很有可能还有别人与你有同感。没有人想用病界定自己,但我们真的需要开口,必须这么做。不能让魔鬼永远藏匿在阴影里。”

Translated by: Yalla

© 异视异色(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及使用,违者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