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ixa 说他从来不认为一首歌需要表达什么,他不需要宣告立场,更不需要传递什么情感。这张专辑里的所有语言,都是很个体的东西。而我在愚公移山现场所感受到的,也都是有关我自己的很个人的东西,创造或接受一种寂静的生活,其实是学会如何同自己对话。

 

“我穿黑色不是我追求哥特范儿,哥特是我发明的。”-Blixa Bargeld 2006年于北京后海

“Blixa 是一个极富幻想的萨满巫师。但更重要的, 是他近乎执拗且固执的坚持,他很勤奋。他从不在追逐梦想上浪费时间——他只是一步步地将梦想变成了现实。”-FM3 老赵

“对于 Blixa,四个字形容他足矣,举重若轻。”-颜峻

听完这些话,要是还用哥特、暗黑、深邃、酷去形容 Blixa,就弱爆了。从这些灵光一现的视听符号,所呈现出过度沉浮于感性的侧面,时过境迁,我们从 Blixa 身上看到了很多智慧与坚持,三十几年过去了,Blixa 做了太多的事情。我倒觉得他其实一点也不哥特范儿,更没有哥特的面具,那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上,风格什么的应该跟他没什么关系。Blixa 对我而言,从一个驻足在我脑子里的 dark passenger,变成了一个坦然而踏实的践行者。十几年来一直在听的乐队,恐怕只有 Einstürzende Neubauten(倒塌的新建筑),他们的变与不变,其实无所谓。

Blixa 今年 56岁,已经不再是那个 20 年前和 Nick Cave 一起在台上被少女扑倒的对象了。偶像时代之后,我们更专注于其背后的不懈努力。大家也在成长,很多事情不是看表面,不是满世界追逐黑暗与幻想,聊聊审美,就能通透的。所以要是现在有人再问他 “当年为什么选择离开坏种子,会不会再和 Nick 一起合作 ……” 之类的问题,他只能把那个问题录下来变成好听的素材放进新歌里冷幽默一番,变成和意大利作曲家 Teho Teardo 合作的专辑《Still Smiling》里的那首 “Interview”。

2015 年 4月 1日是 Einstürzende Neubauten 成立 35 周年的生日,Blixa 和 Teho Teardo 在北京愚公移山的舞台上,度过了这个特别的日子。“A quiet life”这首歌是整张唱片创作源起,是二人为一部同名电影而作。2008年,Blixa 坐在北京三里屯的瑜舍收到了 Teardo 邮件发来的歌曲小样,当时二人还未曾谋面。Teho Teardo 早期摇滚底子很硬:意大利著名乐队 Meathead 的主脑,90 年代和 Mick HarrisLydia Lunch 多有合作,后来和 Girls Against Boys 乐队的 Scott 一起成立了一个组合叫 Operator,2003 年他们还和 Placebo 一起巡演。

Blixa 跟我说他从来不认为一首歌需要表达什么,他不需要宣告立场,更不需要传递什么情感,而这张专辑里的所有语言,都是很个体的东西。而我在愚公移山现场所感受到的,也都是有关我自己的很个人的东西,创造或接受一种寂静的生活,其实是学会如何同自己对话。

我迷失 我奔跑

我,重返日照

在北方的灰霾中 在细碎的雨水中

在咸涩的融雪中 在苦寂的矍铄中

秩序残酷重重

它如常地凝视着我的溃败

狩猎者 欲擒故纵

记忆之声唤起我的名字

请辞过去,重新来过

一种 寂静的生活

我的 寂静的生

他的 寂静的生活

已然收获的 寂静的生活

(歌词摘自 Blixa 和 Teho 共同创作的曲目“A Quiet Life”,作者本人翻译)

Noisey:Einstürzende Neubauten 作为一个存在了 35年的乐队,比我大 8岁,一直影响到我这一代,听起来挺吓人的!真的,35年,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Blixa Bargeld:35 年,也许很长,人们听到都会惊讶、会震撼。但谁都知道在 35 年里保持一种状态是扯淡。对于我来说,我不觉得35年里我们一直是“存在”着的,对于“存在”这个词本身,我的理解也许和别人不一样,我觉得它的意思是能一直以一个乐队、团体的状态“存在”于日常当中,但我们早就不是了。早年一定是,那个时候我们很年轻,搞乐队是生活的主要内容。但现在除了录音和演出,在长久以来变动的时间轨迹里,大家不可能朝夕相伴、随叫随到。我们彼此也住在不同的国家,做着南辕北辙的事情。只有演出和录音的时刻,我们才在一起,这时乐队才是“存在”的,所以除此之外,我们其实并不“存在”。

关于“Industrial/工业”,你们一直被人称作“工业鼻祖”,这里面的联系除了一些思潮,流派的脉络影响,你们自己并没有定义过这件事,对此你怎么看?

我已经 56岁了,关于“Industrial/工业”这个事我很清楚,基本上见证了整个过程。这个名词从一开始被用作一种音乐类型去说,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是 Peter Christopherson 创立 Industrial Records 的时候开始兴起的,当时除了和这个厂牌有关的一些人,其他人和“工业”是没有关系的,把“Industrial/工业”彻底变成一个音乐风格,差不多是 Monte Cazazza 的想法。

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词作为一种音乐风格出现,是在一本杂志上,他们公然把 Throbbing GristlePere Ubu 等这些乐队整合在一起,归类为“Industrial music”,我当时看了觉得一点也不靠谱,很没有根据。而在那个时候也没有人把 Einstürzende Neubauten 归到这里面来,随后有关”Industrial/工业“这个说法慢慢沉寂了,欧洲也没人提这事了。直到我们在美国演出的时候,Nine Inch Nails 是铁粉,场场必到。他们成名之后说我们是工业教父、工业鼻祖,然后全世界就都这么认为了。而我自己从来没有公开宣称过我们属于任何一个标签化的音乐类型,更没有说过我们是一支工业乐队。但是时间过去这么久,我们毕竟在这个娱乐产业链里面,对于外界的定义,虽然感觉是被动的,但顺其自然,我可以接受。

你们去年发行了一张很不寻常的专辑“Lament”,风格和人们印象里的 Einstürzende Neubauten 有很大不同,带有叙事性,更是为了现场表演而存在的一张专辑,很多 Einstürzende Neubauten 的铁粉依然很喜欢。

恩,是的,“Lament”绝对不是一张正常的“Einstürzende Neubauten 制造”,而这张专辑的创作初衷其实是“不需要被喜欢”的。

关于“Lament”专辑的概念, 源起于我对于语言的一种挑剔,主题看似和“战争”有关。人们经常说到的语句“一场战争爆发了”,我觉得在语言上这么说是错误的。“战争”本身就是一直存在着的,好像我们又回到了关于“存在”的话题。“战争”只是在无限的变化中,有时向前移动,有时向后移动,有时不移动,但它一直存在着。它不是瘟疫,不能叫“爆发”,所以战争也是没有起始与终点的。回看历史,上个世纪,特别是在欧洲,两次世界大战其实是一回事,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延续,而冷战就是他们的延续,到现在一直没有停止。而两次大战之间的停摆,以及之后的暂停,都可以被看做是喘息,而非终止。而整张专辑的音乐是按照战争进行的时间线去走的,我出于一种历史性和学术性的需要,形成了一种具有叙事性的效果。

那你对“前卫、先锋”这种词怎么看?这也是长期以来别人给你们的标签。

近几年挺多的人问我关于“前卫、先锋”等这些词相关的问题,我觉得是因为《Lament》这张唱片的缘故。我对语言太敏感了,比较专业来讲,“前卫”和“先锋”都属于军事用语,是说那些冲在最前面的战士,如果非要我在军事用语里面选择一个词来定义自己,我绝不当“先锋”,我要当“逃兵”!

重提一个我们共同的愿望——Einstürzende Neubauten 来中国。这件事情,到底有多难?

确实不简单。你应该知道“Lament”专辑的阵容其实和以往 Einstürzende Neubauten 是不同的,算上弦乐四重奏,我们在台上一共8个人,加上工作人员,整个队伍至少15人,非常庞大。如果是寻常 EN 的配置也是10个人左右。另外的硬伤就是:EN 演出设备不可能全部跟着我们,很多设备是需要在当地寻找、定制的,这里牵扯的人、财、物力就更多了,所以这些众多的因素加起来,需要一笔庞大的开销和天时地利人和的运气。我当然希望有一天,可以水到渠成,能满足自己也满足你们,我喜欢这里,中国也算是我的第二个家了。 

那时光倒流至十年前,聊聊你在北京的日子。

我和妻子经常去颜峻做的水陆观音演出,经常去两个好朋友酒吧。录过几个年轻的乐队(White,挂在盒子上)。和 FM3颜峻都一直保持联系。

Blixa 与 FM3 同台演出

White 在 Blixa 录音室

而事实上那段日子确实是一个黄金时期,奥运前那么几年,很多新的东西出来,每个人都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尝试,很像80年代的柏林,我很怀念。但是如果回看当时的柏林,很多在圈子外围的人看到这个活跃的生态,可能会觉得很热闹,一大票人在扎堆做好玩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可能只有50个人在里面玩,而北京当时是一样的,看似是一个大的突破或者大的生态,但实际就那么几个人。

另外我听说两个好朋友关门了?

对,经历了一场缉毒行动,后来就关了,不过他们应该还会找新地儿。

很可惜。

Blixa 和左小祖咒、李青、张守望

你怎么看”Experimental/实验音乐”?现在越来越多不会乐器、依赖现代科技、应用软件、对声音感兴趣的年轻人也加入到了这个有趣的阵营。

当然,“Experimental/实验音乐”也是老早就有,但是现在基本上不知道究竟如何定义的东西都被叫做 “Experimental/实验音乐”了,即便很多人其实一点也不实验。

对于现在的年轻音乐人,独自使用电脑创作,是一种非常经济而且便捷的方式,但是我认为,这将对人与人之间所建立的物质世界与社交化学反应起到一种抵消作用。现代科技掠去了乐队的维度,因为只需要一个人坐在电脑前就搞定了,你已经不需要一个真实社交基础的乐队架构了。这样做的好处是很省时、省钱也省力,毕竟整天召集一大帮人去录音棚录音开销是很大的。

回溯 1984 年,在电脑刚刚被搬进录音棚的时候,我们也尝试了一下,但是不久后发现这种“按键”式的工作一个人做就行了,从左到右,复制粘贴,但是我们有五个人,怎么办?所以我们瞎玩了一会儿后觉得这东西确实有意思,但这让我们瞬间觉得我们并不再是一个乐队了。

谈谈和 Teho Teardo 的合作吧,这张专辑《Still Smiling》的歌词比你自己之前的甚至更深沉、感性,饱含了很多复杂的情绪,我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你是怎么写歌词的?

实际上不能说我“写歌词”,严格讲我从来不“写歌词”。我只是把我所听到的音乐里的情绪变成语言写下来。我听很多遍,直到我能彻底感受到、搞清楚音乐里说的是什么,有什么东西可以被唱出来,通过长期做笔记去积累。我是一个写东西超级慢的人,基本上一年写出来的东西也就够两首歌。我需要对我的缪斯与灵感负责,而对我来说,这两样东西来的都不容易。

如果你觉得《Still Smiling》的歌词更煽情,或者更让人陷入沉思,可能是因为音乐本身的原因,现在你知道了我的歌词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听出来”的,所以你会明白音乐决定了一切。而 Teardo 的创作方式是很严格的,是依照严格的作曲法则。

除了音乐创作,你平时都干什么?柏林现在的音乐氛围是什么样的?

我真的不知道,我上一次出门看演出是在五年前。除了创作,我没有时间从事其他的爱好,我余下所有的时间都给了我的女儿,她六岁了。离开 Nick Cave & The bad seed 也是因为时间分配问题,我不能把精力同时投入到两个乐队上,何况还要花时间和家人在一起。我倒是经常做饭,但没有任何体育爱好。去年十一月演出的时候我从台上摔下来了,腿摔断了,昨天才从轮椅上下来,还在恢复中。这次和 Teardo 来中国,我们都带了家人,我希望整个旅途能更像是两个家庭组团开展的一次春游,而不仅仅是工作。这次复活节我们恰巧在武汉,我女儿很喜欢这个节日,相信这一次在中国度过会很有趣。

 

感谢歌德学院重金打造这个充满微笑与寂静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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