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 Clockenflap 的创办人 Justin Sweeting 最先着手做这件事时,他还得在官网上放一段类似简介的话:“什么是音乐节?”以及“人们在音乐节上都会干些啥?”

英国许多音乐节所使用的场地都挺不伦不类的:农场主得把他家的奶牛一车车地运到别的地方去,取而代之的,是数以万计的醉鬼们闯进农庄里,在泥地上踩出一大堆运动鞋的印子。如果有什么音乐节,能在半个地球以外、某一设施健全得令人惊讶的场地里举办,那可真是天赐的好事啊。举个例子吧,香港的 Clockenflap 音乐节,就是这么一件好事。在西九龙一个面朝海港的滨海公园里,你可以看着 New Order 唱着“True Faith”,吹起闪着霓虹亮色的气球,而港湾的另一边,是港岛绝美的天际线,闪耀着武装到每一格像素的华丽光芒。纽约也不缺这样好的地产,但只有在香港,建筑物规划得如此整齐,俨然一座俄罗斯方块之城。这片土地,正是 Blur 时隔12年的新专辑《The Magic Whip》发源地,再仔细打量这座城市,你会发现,它们是那么契合——抬头看看那些摩天大楼吧。这样的条件,难道不是东方世界中所有音乐节的未来指向标吗?

然而,实际上,无论幕布如何绚丽,从香港本土最街头的意见来看,这座城市从来没把摇滚音乐节当回事。外国人构建了一个小的音乐场景,演出文化没有真正立足于此,遑论音乐节?当 Clockenflap 的创办人 Justin Sweeting 最先着手做这件事时,他还得在官网上放一段类似简介的话:“什么是音乐节?”以及“人们在音乐节上都会干些啥?”总之尽是给没接触过这种场景的新人们最基本的指南。

7年后,他请来了 The Libertines、A$AP Rocky 还有 Angel Haze 这样的艺人,但他仍然认为自己还需要打破一些限制,香港回归后,这里一直在开山盖楼,他还需要说服行政机关在这块自由的灰色地带上给予他“做生意”的权利。我和 Justin 谈了谈 Clockenflap 如何正确地告诉人们“音乐节”究竟是什么,以及,更重要的一点:香港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地方。

Noisey:你好呀 Justin。能解释下为什么说在香港办音乐节是一件让人难以理解的举动吗?

Justin:在香港,我们没有办这种户外音乐节、艺术节的传统。这是一座很棒的城市,但在文化创意这一方面并不活跃。大中午的,跑到露天的大草坪上坐着,看一些你根本不认识的表演——相对来说,这儿的人们还是需要一些转变吧。

你为何会这么想?

历史上,香港就一直是一个通商口岸。这是一座商业城市,长期以来,对贸易的重视程度要大于对文化艺术事业的追求。我也得承认,很长一段时间里,香港人没什么可抱怨的。这里的生活挺安逸。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你不太能找到那种典型的朋克音乐,或是激进的文化运动——因为我们没多少东西可反抗的。诚然,现状发生了改变,特别是在最近这段时间里。如今的香港,酝酿着许多不满和愤怒的真挚情绪,这些很容易成为新生创意艺术的催化剂。

但这里起码也有现场音乐的文化存在吧?本土的演出大概都是什么样的呢?

演出现场正在变得越来越好,我们也把这种现象视为一个必经的演变过程。起初我们刚开始办演出时,“音乐现场”基本就是餐厅晚餐时段的背景音乐,要不然就是酒吧里一些翻唱乐队的表演而已。对于我们来说,最先需要做的是改变人们的观念,让大家意识到,音乐是有价值的,花钱买票看演出,就是对这种场景得以长远发展的最有力支持。然后再想办法,让观众走出家门,能在非周末的时间也来看演出,这样会对艺人巡演排期有很大帮助,也能让更多好的演出有机会落足香港。我们的办法,就是在一段规划时期内迈出一步,好就好在有越来越多的人也在做着相同或是类似的努力,这就是改变真正来临、影响到整个市场的时刻了。

但香港素来是一个以商业贸易自由著称的地方,所以我猜你们在这里白手起家并不是件难事才对啊。

也不尽然。我们也是经历了许多打击,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在最开始的阶段,我们得和政府机构打交道,而香港也没有什么在户外办音乐节之类的活动给我们当先例做流程参考。我们拿下西九龙这块地的第一年,当局不允许我们卖票。而我们又是纯独立性质的,没有政府注资,也没有大的赞助商,当年的音乐节等于完全无法收回成本。

据称,今年 Clockenflap 吸引超过6万观众,成为史上最多的一次。

那最后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我们不得不做出抉择:是现在就把这个项目扼杀在摇篮里,还是降低门槛,尽量吸引人们走进音乐节,让大家看看音乐节到底是什么,没准还能吸引他们来年再回来参加一次呢?结果就是,我们办了全港最大的一次免费派对。

你说你们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帮助?

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出在这一点上:根本找不到一个真正管事的部门。我们没有什么文化部大臣之类的。从政策立法的层面上,好像没有哪个官员的职责是扶植音乐艺术活动、确保基础设施到位的。

所以说,香港缺乏艺术节、音乐节这样的活动,也意味着这里的氛围更适合成熟的商业文化?

也不是,我觉得这里还是挺欢迎初创团队的,如果你以纯商业的角度看问题,你根本没什么理由在香港办音乐节——7年下来,我们还没打破这一看法。在传统中国人的眼光里,如果这项生意一开始就不挣钱,那早就该停手了。但我们一直以来都把眼界放得远一些,希望开拓这块土地上的先机。我们公司在筹备音乐节之外,也在做票务平台、活动服务、市场代理等方面的业务,这些事情也还需要我们付出更多努力。总之这些挑战最终都是值得的!

你当初为什么要办 Clockenflap?

我认为,每个人打心底里都希望做出一些积极的改变,这也是我们为自己生活的城市表达一点心意的途径。我出生在香港,长在香港,到英国读了几年大学,后来还在那边组了乐队。我参加过一个叫 Six Ray Sun(这个系列巡演也带过 The Cribs 上路)的巡演。乐队拿到了合约,还跑遍了全英国的 toilet circuit(指英国一系列小型演出场地,得名于其中一家叫 Tunbridge Wells Forum 的,这里曾经真的是个公厕)。而后乐队渐入低潮,我也回到了香港,环顾四周,发现好像什么都没得到进步——香港的音乐场景还是平淡得要命。在英国,音乐这码事简直能让我耗尽精力,但回到香港,发现这里还是一块待开发的纯净之地,我能看出这里有很多机会,得以让我们建立一个崭新的场景,从零开始帮助整个行业起步。无论最终它引领我走向何处,能够有机会站在成长曲线的开端,尝试做一些积极的转变,就是一次有趣的冒险。

我猜,也会有人这么想:“好吧,如果这事能成,那早该有人试过了。”

肯定的。人们已经做出过很多努力,想拿出些成绩。他们有过试水,但直到现在,还是有许多宣告失败的例子。如果我现在到街上喊一声“我们刚办了个节”,99%的人都会以为我说的是什么宗教节庆活动。我觉得重要的是,在这里,得有足够多的人,做足够量的事,才能到达唤醒民众的那个高度。我们也慢慢能看到,各个方面都在齐心协力,这也是个十分令人振奋的现象。

那么,来参加 Clockenflap 的都有什么人?这些人不只是出于好奇才来的吧?他们是和西方文化联系得比较紧密的那群人吗?

的确有一定比例的外国人来参加音乐节,不过他们的增长潜力有限,这群人也不是固定的常客。今年 Clockenflap 的观众中半数以上(55%)是中国人,还有15%是从境外来香港的,这样的情况还是头一回。说到外籍观众的话,我觉得这是因为“看演出”这件事本来就是他们日常生活习惯的一部分。针对他们,我们所做的营销宣传就是:“看,这些是演出日程,你们可以参加这些活动”。他们也熟悉这套了。但从长计议,要为这座城市带来好的影响,让本地市民们也参与进来,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所以我们总会围绕本土市场考虑事情。从我们办 Clockenflap 的第一天起,这就是我们的核心目的,这一点是不会变的。

你们所笼络到的观众群,是不是都比较偏向来自于英国背景,或者口味比较英式?

我不这么认为。过去,香港的演出现场大部分是英国和美国面孔,现在则有很多法国人,这也是一种转变。法国一直都对文化艺术抱有支持态度——这不仅是在音乐方面,你在这里很多别的地方也能体会得到。

但这种外国人居多的现象依然占上风?

当然还有一些残存的旧景象,不过我可以很高兴地说,在大部分场合,以前的状况得到了改变。如今的现场,已经不太像香港回归前那样了。如果外国人来香港,是真的想在这里工作、生活下去,为这座城市做出贡献,那是挺棒的。对于我来说,这是好事,因为我们就不用考虑舶来的生活方式中那些因素了,也不用拿“我们”“他们”这种差别对待的态度做事——这要是放到以前,还是挺盛行的。我是不会为过去的日子掉半滴眼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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